街区、社区与空间马克思主义

显然你们已经收购了苟且,对真正的生活充满向往。

但那需要钱。

没错，在经济下行的当下，政府需要投资拉动经济稳定增长以确保就业，而投资基建的钱只能来自卖地，而土地被开发商开发成功后最终的接盘者依旧是老板姓，所以国家需要冯家永恒上涨来覆盖不断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而我们就因此距离真正的生活越来越远。

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办法。朱迪斯巴特勒提过一个口号叫“私密生活的反抗“，虽然我并不赞同她去政治化的具体观点，但是这个口号却似乎可以拿来用一下。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独特的组织形式构成了新的反抗点，就像阿兰巴迪欧所提到的事情的引爆点一样，它积累了，自然就发生了。

但具体的构想确实大卫·哈维提出的：他讲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城市是被资本主义所塑造的，他在《《资本的空间》》一书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即从福特制造转向后福特制造和新福特制造)，让无产阶级的反抗方式发生着变化，一种网络化和去中心化的反抗结构开始生成，反抗的中心场所也逐渐从工厂转向生活空间。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放缓的最大外部因素是国际需求不足--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订单不足了，也许这时我们会去思考内需市场，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是中国承担了全球制造国，尤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位置？

因为全球化。最早美国是全球工厂，美国经济发展，成本上涨后转移到了战后的欧洲，进而是日韩，最后是中国。全球化可以解读几乎大半社会问题：西方污染少是因为没有工业，中国反之。西方没有血汗工厂而中国有，是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伴随着彻底的剥削。

所以美国最早诞生了属于晚期资本主义特征的嬉皮士运动，而俄罗斯的嬉皮士因为没有相应的社会背景而大都变成了禅修者。这些美国嬉皮士不是产业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厌恶资本主义，他们试图用公社来执行”私密生活的抵抗“。

70年代的公社，他们的生活一如你在《逍遥骑士》中看到的那样

他们同吃同住，一起劳动，种植粮食和大麻，读书，冥想，没有私有财产。看起来浪漫至极，但和我们所知道的一样，他们失败了。原因当然有很多，完全取消私有财产违背了人性，禅宗和摇滚乐作为流行文化不会提供稳定的价值观，枯燥的荒野生活等等。

但这一切总结起来，唯一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远离城市：城市是资本主义的血肉躯壳，它最忠实的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面貌，抵抗必然诞生于城市，成长于城市。我们喜欢读书会，讲座，摇滚现场和莫奈的展览，我们进入大城市就是为了追求这一切，而事实上，它应当属于我们：我们需要个人空间也需要亲密的互动，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信息为我们提供属于自己的信仰，而完全可以保留一颗反抗的心灵。

但这一刻什么时候开始呢？在每一个年轻人都涌入北上广而非沿海的工厂时开始。中国在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因为它暗示着下一波产业转移就要开始，越南和印度将要替代我们产业工人的位置(如果不是机器人的话),大部分的就业将诞生于中心城区的服务业而非郊区以及物流发达的工业城市集中的工厂--但很显然，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身处时代之中的人往往什么也意识不到，直到被后人所总结。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一整个属于城市年轻人的生态的形成，高雅音乐会唱加班，人们的话语中做买卖逐渐被创业所覆盖，民间借贷让位与风投......这是一个好时代，但确实也是最烂的时代，我们作为挣脱原生环境的第一批人，茫然的看着程序员和金融行业突破天际的公司，暗搓搓的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捞一笔？

但设想往往是徒劳的，看着房价和上下班的时间和拥堵，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的躯体为我们塑造的悖论：房租越贵，越不得不搬得远，住的小，那么交通开支和时间成本也就越高。而如果我们住在市中心，则搞不好直接进入了负债深渊。

那么这时无论是没钱还是没时间，合理的生活和提升都变成了镜花水月。就像《我在底层的生活》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变成了穷忙族。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反复说，一线城市人口控制的新规并不是赶农民工，而恰好是再赶各地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恰好塑造了一个留下来还不如回去的两难氛围，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逃离北上广。

但显然，逃离北上广以后才会发现回不去的情况时有发生，故乡是异乡...异乡也不是故乡。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可以留在大城市中心城区过真正的生活的模式，如果它能成功，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私密生活的抵抗。

前面讲到大卫哈维认为反抗的地点从工厂转移到生活空间就抓住了这一实质，但具体怎么反抗，我们还要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的躯体是怎样的。

中国的标志性建筑是小区而不少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街区。小区是非常有前期资本主义特征的象征：封闭小区往往来自大院文化，是体制内和掘到第一桶金的商人隔绝外界以确保地位和安全的措施。

大院是身份的象征，封闭小区都是大院 - 精英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延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接近权力中心的地带，封闭小区越是主流，比如北京。封闭小区所暗示的信息是“小区外没有吸引我的东西，我下楼也只愿意和自己同阶层的人一起使用公共设施”，它只能在内外资源（不光是政治经济）彻底不对等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与小区相对立的是街区。

典型的街区是打破藩篱的，它在西方同样发扬与大城市的中心地带。街区彻底的和周围的环境糅为一体，乃至形成了独特的街区文化。年轻人们去洗衣房洗衣服，去咖啡馆工作，点楼下披萨店的外卖 - 这一切事实上是把本来在小区内属于住宅的功能提交给了公共空间去服务。那么这时居住地就不需要太大，比如一个大开间就足够了 - 拿来开趴体。

也许它是郊区独立住宅的次优选择，但它确实让每个人的租金成本都被压倒最低，让年轻人也可以在市中心生活下去。

不过虽然比我们更早进入晚期资本主义，西方作为先行者做的却也不太好，街区制也有很严重的问题。比如有街区必然要有商圈，那么马太效应就会要求街区越来越大以承载更全面更丰富的商业体系，那么随之而来的显然就是截取文化的丧失以及拥堵和犯罪率的提高。

那么实际上就不是什么个人抵抗，而只是鸽子笼子的再现罢了。

人们不再选择去咖啡馆，那里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也不在深夜出门狂欢 - 万一被当成傻逼呢？所以也许在某个关键时刻到前来（显然，毛主席讲主观能动性也能推动条件发展，这不是消极避世），我们是帮不了太多别人。

所以正如大卫哈维所说，碎片化的反抗正在成为现实。

但我们认为碎片需要有节点。节点是什么呢？

我们不应当去追寻私有住宅，除了我在前文反复讲的房价必然下跌意外，最重要的是流动。一个社区必然是流动的，无论是人的流动还是社区本身的流动，它需要因为事件引爆而产生变化。

曾经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但它们都是商业化的，收着昂贵的床位房租却只提供基本的公社服务。但这也是先行的必然，如果硬要在高层中搞出街区，显然房租成本要分摊到每个人身上，那样实际上等于我去租咖啡馆，去租洗衣房，去图书馆，而不是街区制的真正公共空间的免费使用。

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北京三环内很多大杂院，不少房子被隔出来只有3-4平，也就放一张超大的床。但是这样的生活并不糟糕：出门就是院子，养花养草躺在摇椅上看书，院子周围住的都是同样聚集在文艺圣地附近的文青。出了院子就是各种咖啡馆书店之类的公共空间，我曾经参观了一个朋友的屋子，床上非常华丽，上面有个特别迷幻的吊灯，墙上贴满挂满了东西，床底下和墙上的格子间放私人物品...那感觉其实非常震撼。

这样的生活房租一个月数百款不等。在没有任何组织和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在北京的旧城区，因为城市建设保护不允许建设小区，形成了自发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互助公社。这感觉就像是哥本哈根的国中之国那样：由阿甘本意义上的神圣人（被排斥者）们所建设的半公社街区。

实际上四川也有类似的经验：志同道合的人在城市的郊区建立了半公社式的组织，同时满足了价格以及年轻人生活的需求。

虽然四川和北京的实验都有所不足：前者实际上依旧是封闭而非流动的，无法形成节点去采纳每一个人，犯了嬉皮士的老错误。而后者太过依赖政策的偶然性，无法像丹麦那样通过社群的抗争获取合法地位以至于推广开来。

但它们依旧为我们指出了一些方向，城市的发展是滞后的，我们即便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封闭小区却依然是主流。但街区制的潮流是城市巨型化的必然结果，我们年轻人也已经随时就位，跃跃欲试，我们相信街区制逐渐普及的那天，无数的节点就会随之出现，到时候，也许你我也就可以去加入或者建立一个节点，在城市之中展开属于我们的生活。